我庆幸自己的精神生活因聂鲁达而增添了色彩。我最大的遗憾是正准备采访他时遭遇了狂风暴雨。当聂鲁达用更深沉的目光观察中国大地时，我只能在一个偏远的农场，在昏暗的油灯下，在饥饿和疲劳中，读着这位智利诗人的《葡萄园和风》――这本刚刚出版的中译本，是我老母亲用从极低的生活费中抠出来的钱买来寄给我的。
巴勃罗・聂鲁达，这个遥远的智利人蓦然闯进了我心扉，正当我跨入青春门槛之际。我的血液，我的隐藏的激情，一下子被燃烧起来。我从没有读过这样的诗句，它跨越了普希金的柔情、涅克拉索夫的沉郁、徐志摩的悠闲和李商隐的哀怨……以海洋的气势、崇山的重量、日月的光华，迎面向我袭来。诗人用宏伟交响乐的旋律、瀑布似倾泻出来的华美语言、奇峰突起的独特比喻，叙说事件，表达意象。我有一个感觉：聂鲁达时时像中国画家那样，似乎随意在宣纸上泼墨，让墨汁漫无边际地渗透开去，然后沿着那墨迹勾勒出奇妙的画面。他甩出节奏鲜明的铿锵诗句（译成汉语仍然感觉得到它的音乐性），让它们野马似的满旷野奔驰，又自如地驾驭它们奔入预定的轨道，吸引读者按诗人的意图去关注大地，关注人类。
我最先接触到并让我倾心的，不是他诗歌中《伦敦小调》式的宁静哀伤，而是贝多芬《光荣颂》式的雄浑激昂。初读《伐木者，醒来吧?》《逃亡者》等诗篇所引起的心灵激荡，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感觉依然！
聂鲁达那绵长、激越似潺潺溪流的诗句，让人不得不一口气读下去而回味无穷。某些段落至今我还能背诵：
让和平属于未来的每一个黎明，／让和平属于桥梁，属于酒，／让和平属于追求着我的诗章，／它在我的血液里升腾……／让和平属于我兄弟的衬衫，／让和平属于书本，像一个无形的印记盖在上面……／让和平属于作着游击战的／伤心的西班牙，／让和平属于威俄敏州的小博物馆，／那儿最可爱的一件东西是／一只绣着心房的枕头……／让和平属于面粉，属于一切／等待出生到世上来的小麦，／让和平属于一切寻求着隐蔽的灌木丛的情人……／我不愿意鲜血／再度浸透面包、豆荚和音乐。／我盼望人们和我一起去：／那矿工，那小女孩，／那律师，那水手，／那洋囡囡的制造者，／一起到电影院去，出来／喝一杯最红最红的酒……
１９０４年７月１２日出生的聂鲁达生平所经历的，是一个动荡与灾难，压迫与反抗，流血与呼唤自由、和平的时代。外交官和曾经被追捕的流亡者的生涯，让这位共产党诗人足迹遍天下，感受着世事风云和各国底层百姓的苦难、希望。地球上的鲜血、战火、革命，悲鸣、怒吼、抗争……无不血肉交融地糅进了他的诗篇。因而被一些人称为“政治诗人”，对他的艺术评价也一直存在两派意见。而率先打动我年轻的心的，正是这些与世界动脉相沟通的激情浩荡的“政治”诗章。直到在爱伦堡的一篇文章里，读到引用自聂鲁达２０岁时出版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的片段，我才惊讶聂鲁达夜莺似的柔情和忧伤：
在风暴的早晨，／在夏季的中心，／云，像挥别的白手帕／在疾风中飞扬。／阵阵的风激动着／我们沉默的爱情……／这是走的时候了，这是凄凉无情的时辰，／黑夜踏进了时间历程里……／我被抛弃了，像黎明时分的港口……／这是走的时候了，我被你抛弃！……
这意境、画面、氛围，这“黎明时分的港口”的绝对天才的比喻，如此强烈地拨动了我心弦?以致几年后，我借“港口”这妙喻写下１２行仿聂鲁达的句子寄托自己失恋的哀伤，题目就叫《港口》，至今还保存在日记本里。
对聂鲁达情诗倾倒的远不止我这个当年的中国毛头小子，早在许多许多年之前，拉丁美洲一大批中产阶级的夫人小姐公子就是这位爱情诗人的痴迷者。当发现游击队、反抗、独裁者、西班牙、鲜血、人民、矿工这类字眼突然闯进聂鲁达的诗行时，他们迷惑了！聂鲁达在《解释一些事情》这首诗中作出了解释：
你们会问：你诗里的紫丁香哪儿去了？／点缀着罂粟花的形而上学的词藻哪儿去了？／还有，那轻扣出／鸟声和节拍的雨点哪儿去了？／／你们会问：为什么在我的诗里／不再诉说梦、树叶，／和我的国土上的巨大的火山？／你们看，／鲜血满街流，／你们来看一看吧，／满街是血啊！
聂鲁达说的是西班牙内战时佛朗哥的屠杀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诗人的脉搏是与人类的命运共振的。他怎能在儿童的血满街流淌时再热衷于歌唱夜莺？
于是，他从缠绵的情歌转向了血腥的现实，人民的疾苦和愤怒融进了他的诗章。他在４５岁完成的篇幅浩瀚的《漫歌集》（又译《诗歌总集》），就是这一转变的集中反映。他对女友说过：“《漫歌集》可能是我最有诗意的作品。”这里并没有排斥爱情，而是将它与诗人对“吾土吾民”之情胶结在一起了。浏览这译成汉文一万三千多行的巨著，受到那包罗万象的太空大洋的气势所冲击而打开了视野，拓展了胸怀。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聂鲁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演说时说：
诗人的职责不仅向我表明了与玫瑰、和谐、狂热的爱恋和无限的乡情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向我表明了与人类艰巨任务的密切关系，我已经将这种任务与自己的诗歌融为一体。
他在《漫歌集》结束的诗行中说他的诗是“放在盘子里的面包”。他表明他的诗歌与人民的血缘：“你脊背上挨过的每一下鞭打全都抽在我的身上，／由于酷刑和牺牲而洒下的每一滴鲜血／全都流向我这滴血的歌。”他还写过：“诗歌与人类的痛苦有着秘密的联系。”他在《巨大欢乐》中吟唱：“我希望，在工厂和矿山的出口，／我的诗歌融汇于土地、空气、／受欺凌的人们的胜利。／我希望，一位青年能够／把我用内心和彩色描绘的苦难看成为一个宝盒，／并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那在狂风暴雨中铸成我的欢乐的阵阵冲动。”
这种表白是真诚的。我在他那如同怀念母亲一样深沉的对祖国的呼唤中，再一次感受到了这种真诚：“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你相见？……”
聂鲁达说：当他写作最初几本抒发孤独感的诗集的时候，他从未想过，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竟会在广场、街道、工厂、教室、剧院和花园等处朗诵自己的诗。“我几乎跑遍了智利的各个角落，在祖国的人民中传播我的诗。”
这是诗人的心与人民、祖国血肉相联的结果。
那年严冬，在诗人祖国圣地亚哥，他毫无准备地被人拉了去一个最大的市场“做报告”。面对那乱糟糟的大厅里的五十来个穿着旧衣服的劳动者，聂鲁达一时不知说什么合适，只好从怀里拿出他那本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只想略微朗诵几节，再讲一下自己在西班牙亲历的战火。不料，诗一首接一首念下去，聂鲁达看到那些眼睛和黑眉毛紧随着朗诵的韵律在不断变化。此时此刻，诗人明白了自己的诗歌“正在实现它的目标”。他继续不停地念下去，被诗歌与那些被抛弃的人之间的相互吸引的关系所震撼。朗诵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诗人正想离去时，一个工人站起来说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感动过，并抽泣起来，另外几个人也哭了。聂鲁达是同热泪盈眶的人们紧紧握别后走到街上去的。事后他总结：“一个诗人经历过这种严寒和烈火的洗礼之后，还能一成不变吗？”
这种种，说明没有了紫丁香的聂鲁达不是后退了一步而是跨前了一步。我不相信一个远离现实、对平头百姓对世事冷若冰霜的诗人会是一个好诗人?
但恰恰有许多人认为文学贴近现实就是“政治”就是“媚俗”，是“艺术”所不容的。有人写文章说他把聂鲁达诗集扔进了垃圾堆，才发现他竟然也写过那么好的情诗，于是对他刮目相看。
我们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但文学是逃不开政治的。社会人离得开政治吗？既然承认文学即人学，文学在揭示社会人的人性时离得开社会现实吗？而社会现实无法摆脱与政治千缕万丝的关系。有些评论家一面贬低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认为这些“政治”作品欠“艺术”或者不是“艺术品”，一面又大大拔高这些作家作品的价值，凭借它们作为揭露和抨击极权主义和斯大林大清洗罪行的强有力的依据。这正好反证他们对文学艺术政治性的强烈诉求。不是吗？
不说他人，随便排一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哪一位远离过政治，哪一位不是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的密切关注者。如果库切的作品中听不见南非人民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呻吟，如果库切不呼唤人类精神的自由，他又怎能被誉为“南非的良心”呢?
聂鲁达是位共产党员。他凭自己的信念、正义感和爱国者的品格，流亡，战斗。也不可避免有那个时代的误区。他的正直真诚让他反思。他在他那独特的回忆录《我承认，我曾历尽沧桑》中写道：“在斯大林事件中，我在个人迷信方面也有责任。不过，当时我们都把斯大林看作是打败希特勒的战胜者，看作世界人道主义的救星……”
他对新中国特别友好。他在他的诗集中文版扉页上特地题写了“毛泽东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但他在中国到处游览时因自己（还有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享受的特权而不安。这位诗人写道，在航行长江的整个旅程中，“我们成了违反本人意愿的享有特权的人物。船上成百的中国人到处都挤成一团，我们却睡在特等舱，吃在专用餐厅，感到很不自在。亚马多用嘲弄的眼睛看着我，甩出一句诙谐而又冷峭的评论。”特别是当他重访中国，目睹“那位谦虚的游击队员已变成神”，受着百姓的顶礼膜拜而深感困惑。他“看见成百上千人挥动手中的小红书――它成了能在乒乓球赛中获胜、能治疗阑尾炎和解决各类政治问题的万应灵药。阿谀奉承的话每天都从每张嘴、每份报纸和每本杂志、每帧插图和每本书、每张日历和每出戏、每件雕刻和每幅画中倾泻出来”。每天，当年轻翻译小李为他用西班牙语译出报上千篇一律神化领袖的报道，聂鲁达厌烦得只好叫“停”，要求换念另外一栏。有一天，一条消息让他大吃一惊：他每天见面的几位好友艾青、丁玲他们，竟成了阶下囚！他为此困惑，痛苦不已。他沉重地写道：“稍后，我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去。这苦味我至今还感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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